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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古董贩子的发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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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0 12:33: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有人把早年的潘家园称作中国的“富农制造厂”,这话一点也不过分。这里的经营户九成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贫困地区的“赤贫户”。初始,他们大多穿着破旧、身无几文,仅拎几件古董玩器,三五结伙、离乡背井闯北京,租住在潘家园周边一些当地人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房里。过一段时间后,手里的真家伙卖光了,便用赚得的钱再回到穷乡僻壤,挨家挨户廉价收购一些祖上传下来的家用旧器物,如清朝末年和解放前后的瓷坛瓦罐、铜佛木雕之类,然后再经人介绍,去一些专业制造假文物的窝点,捎带一些价格低廉的中低档陶瓷赝品,又重新回到潘家园。
    如此反复倒腾几次,初步积累了一些利润和经验,开始了他们“滚雪球”式的脱贫致富运动。这群人的致富速度快得惊人,一般说来,只要进了潘家园,一年之内可以基本脱贫,让家里人吃饱穿暖、孩子们读得起书。两年之内,可以不同程度的超过现行国家通认的“小康”标准。还往后就不一而论了,那部分人的经济实力你无法估量。
    笑哥,就是这部分人当中的一个。他来自河南的偏远山区,今年28岁,因为天生一张笑眯眯的娃娃脸,同伴们都喊他“笑哥”。
    笑哥读小学五年级时,在小煤窑做苦力的父亲死于矿难,他不得不辍学回家,然后去洛阳街头要了两年饭。16岁那年,他受人唆使帮毒贩子送毒收钱混饱肚子。不久,他的上线被抓起来吃了子弹,他因为没到法定年龄,被带上刑场受教育。在刑场上,他亲眼目睹上线被打掉脑袋,吓得尿了几天裤子。
     经过两年的劳动教养后,18岁的笑哥被释放回到老家,认识了一位倒卖古玩的同乡,先是帮着那人在古玩市场上拉客,成交后抽10-20%的彩头。赚了千把块钱以后,笑哥便自开炉灶,捣鼓起一些小玉件。由于他模样厚道,卖东西也不漫天要价,而且还许诺买主可以退货,很快便积累了人气。一些初入此道的客户,都愿意上他的摊上“捡漏”,就算是买到赝品与假货,因为价格便宜,又见他年少可怜,很少人跟他讲究,不到三年时间,笑哥口袋里装进了近十几万块钱。
    1999年冬尽,笑哥过完20岁生日,听人说北京的古玩市场大、买主多而且更有钱,便趁农闲之机,花费4万块钱把家里的一间住过四五代人的土坯房拆了,在原址盖了栋两层楼的砖墙水泥顶小洋楼,然后再给母亲留下两个弟妹读书的钱,只身来到北京。
    初到北京,笑哥先是每天起早摸黑在潘家园外围赶了一年“鬼市”,虽说挣了不少钱,但是经常会受到城管人员的驱赶和罚没。毕竟是进过“局子”的人,一见到穿制服的就慌神,为此没少摔破一些坛坛罐罐,心里也老是不踏实。
    在这期间,笑哥认识了一位经常出入潘家园的新闻记者,经常找他买些明清瓷器。跑了几年江湖,笑哥深得“出门靠朋友”的处世诀窍,他知道:结交这些神通广大的“无冕之王”,指不定哪一天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收到靠得住的老物件,他便第一个给那位记者打电话,并且价格上也优惠许多,有时候碰上不值钱的小玉件或陶器,便干脆不要钱做个人情。那记者倒是个知书达理之人,老说一个庄稼人做点小生意不容易,时常带些喜欢收藏的同事照顾笑哥的生意,一来二往,俩人便成了朋友。后来,赶上潘家园扩大营业面积,那位记者通过关系替笑哥搞到了一个摊位,笑哥得以正式入主潘家园。
    几年过去了,当我认识笑哥的时候,小伙子身着皱巴巴的名牌西装,开着“捷达”轿车,频繁地往返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的古玩市场,别人一个礼拜顶多只有两三天生意可做,但他只要愿意,每天都有场子可赶。
    有一天,笑哥打电话告诉我,他在山西搞到一套紫檀木家具,马上开车过来接我去看看。一小时后,笑哥把我领进通州东北面的一处别墅小区。那套家具分别摆放在两层复式楼里。
    嗬!进门就唬了我一跳:一架透雕人物故事大床、两只龙凤纹三门大立柜、四把嵌贝太师椅,还有方桌、条案、茶几等,做工精细、线条简约,全是典型的明式家具,而且用料都是地道的紫檀木。
    “怎么样?”笑哥问我。
    “馋我呢?你小子!”
    “没花多少钱……您猜猜!”
    “光这一只柜子拍卖价都在500万左右吧?”
    “告诉您,这8件东西我总共才花了400多万!一个晋商的后代,穷家底子了,几兄弟不和,老三刚从牢里放出来,闹着要钱做生意,给我赶上了,说好明里给他和兄弟们300万,然后再私下补给他100万。他力气大不怕死,其它三兄弟胆小怕事含糊他。就这样,总共400万就给拿下来了!”
   “可就是你不赚钱原价卖给我,我也买不起啊!”说实在话,就这套家具吧,弄得我几夜没睡好觉,馋哪!唉,早年经常哀叹“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倒成了“钱到用时方恨少” 呵!
   “今天请您老来,不是做生意的,一来我知道您喜欢明清家具,请您给长长眼!二来顺便带您来看看这刚买的房子怎么装修合适,帮我设计设计。我打算元旦结婚,这家具我女朋友喜欢,打算自己留着用!”
     虽说这年月一惊一咋的事不少见,可这会儿我还是感觉到晕糊:“你小子没自己印假钞吧?”
    “瞧您说的,这玩笑可开不得!连带买房子不就五六百万吗?我们这些在道上混了七八年的人,谁还拿不出来?我比他们更想得开,这票票呵挣得来要给自己花,哪个活得两辈子呵?再说,这房子、这些高档老家具,睡在这里也会升值,不用白不用!对吧?”
    两个月后,我应邀参加了笑哥的婚礼,新娘子是通州本地农民。婚礼很豪华,动用了高档车队、高档乐队,还请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电视台主持人担任司仪。
    当年,这场婚礼受到多家媒体站在不同角度上的关注,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偏负面的报道。倒不是这些新闻人对致富了的农民兄弟嫉妒或是歧视,同仁们似乎是在忧患一个大的社会学命题:财富应该偏重于哪部分人群的口袋?这让我想起头几年计划生育时,有的人口学家曾打着“优生学”的旗号公开提议:普通人限生一胎,而教授、科学家则可以生两胎、三胎。类似这样的事情如今听起来似乎更象是一个个笑话,但至今不少人却还在内心深处寻找这期间的“合理内核”。
    当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尽管酒足饭饱,让他们去思考一些抽象的社会命题,似乎还是有些奢侈,他们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怎样多挣一些钱、怎样把小日子过得更好。婚后,笑哥告诉我,明年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户口迁来通州,他还打算花点钱把母亲和全家人都弄过来。
   “北京的钱好赚,北京的日子过着舒坦,北京的小孩儿考大学录取分数线也比我们老家低得多。早知道有这条路,当初打死我也不会拎着脑袋去贩毒啊!”小伙子踌躇满志地说。
   “您说说,这北京的钱咋就那么容易赚?”笑哥坏坏地阴笑着问我。
   “我怎么知道?你说说听!”我倒是想听听他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别低看这些人的智商,一不留神,就会从他们从不刷牙的嘴里冒出一连串醒世恒言。
   “北京人都是大、笨、蛋!”笑哥贴近我耳蜗子,就象道出一个天大的秘密。小子真坏!
   “此话怎讲?”
    “他们笨就笨在认为我们农民都是笨蛋,天天拎着金丹当粪蛋卖,好让他们去捡漏!他们哪知道?我们是拿着粪蛋当金丹卖!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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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0 20:47:5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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