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丑闻 天价玉器背后的没落产业

一块灰绿色的石头被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攥在手里打磨。他面前的玉雕机管道口和水槽内堆满了厚厚的白色石粉。为了保证造型的准确，必须有冰凉的水流不断冲刷着正在打磨的石像。石像上沾满了灰白色的泥浆，这看起来和传说中温润的玉石相差甚远。实际上，在当地生产者的眼里，这种被称为岫玉的石头本来也算不上玉石。因为质地太软，在打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但由于价格便宜，在邳州这种材质的玉石产品几乎占了整个生产量的3/4。

正在打磨的石像是一尊貔貅――一种传说中可以守住财源的古代瑞兽。如果不是被介绍这就是玉雕车间，初来者可能对这个空间产生各种与玉石毫不相关的猜想。地上堆满了破旧的藤编箩筐，以及各种生锈的农具，还有切割后剩下的形状各异的碎石。正在工作的玉雕机也像行将末路的废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浑身披挂着仿佛权宜之计的物品――为防止切割软玉时大量粉尘飞扬，机器外搭了一层塑料布。机身右侧外挂着一塑料壶凉水，通过塑料管道冲洗石像。

彭元连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入邳州玉雕厂，算是本地最早从事玉雕业的“元老”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做玉雕是一个很苦的活。”粉尘对身体有害，南方的冬天冰寒彻骨，打磨的工人要整天赤手接触凉水。即便有机械的动力，要把一块顽石切割出模样，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本刊记者看到这位工人手里的貔貅，即便只有一本书大小，完成切割也要两天的时间。脸上、身上都沾着白色粉末的工人们，穿着长长的围裙，戴着塑胶的长臂袖套，在昏天黑地的车间里，就着昏黄的灯光，戴着耳机听着“山寨”手机音乐，度过这个枯燥、冰冷的过程。“这是一个农民产业，邳州从事这个行业的都是农民。只有大量的农民工才能把这个行业延续下去。”彭元连对本刊记者说。

徐州玉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李维翰告诉本刊记者，玉器加工分为现代玉器和古代玉器。前者的衡量标准是料好、工好，没有什么做假的空间。古代玉器能满足人们爱好古文化的情感，但因为数量有限，真正懂得古代玉器的人凤毛麟角，因此市场极小。仿古玉器成为弥补这种缺憾的一种旁支产业，但一开始就不登大雅之堂。彭元连记得，邳州最早的仿古玉器是县城附近的一座山上挖出了汉墓，当地农民从墓中扒拉出一些碎片，拿到玉雕厂请他们帮忙仿制。“我们当时都很看不起这种行为。”彭元连说。

彭元连自己的玉雕作坊叫慧峰玉雕厂，也是主营仿古玉器。厂里聘请了两名大学生做电脑的花纹设计，14台玉雕机，还有两台切割机，在当地已经算颇具规模的作坊。通常用两类机器就可以完成一个玉雕厂的组建：切割机和玉雕机。前者是一个约两人高的长臂机械。慧峰玉雕厂的院子里就有一台，长臂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齿轮圆盘，虽然常年放置在露天院子中，已经生满铁锈，但对切割并不贵重的岫玉来说，它依然胜任。玉雕机则是房间内几台像小型书桌大小的长方形工作台。假山一样高大的灰色岫玉被切割后，根据加工产品的不同，它们分别被不同钻头的雕刻机打磨。如果是圭璧这样的薄片式玉器，钻头像缝纫机一样垂直地把花纹缀到玉片上。如果是立体式的摆件或者人物花鸟，钻头则是平行的像牙医器械一样的工具。工业化的发展是这个行业在邳州遍地开花的物质保障。彭元连告诉本刊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台玉雕机要近4000元一台，但现在不到2000元就可以买到。另一种更昂贵的机器，曾经要8万元，但现在价格是原来的1/8。

打磨之后，它们还不是最终的成品。要想沾染上古色古香的气韵，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生产链条。先是抛光，然后用化学品做旧，最后为了效果逼真，有的玉器还要涂泥，有时甚至就是汉代墓葬里的泥土……邳州另一位常年从事玉雕行业的商人李元(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在仿古玉雕行情最好的时候，邳州的生产链曾经延长到了抛光这一环，但现在，大多数玉雕作坊都回到最单纯的毛坯制作阶段。彭元连说，这些貔貅将运到安徽蚌埠进行后期的做旧处理。那里是仿古玉器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流转地，集聚了更大的市场，邳州只是它下属的一个生产基地。

正如彭元连所说，仿古玉器是一个农民产业。不管是安徽蚌埠还是邳州，从事这一行业的都是不甘于被微薄的土地收入所束缚的农民。由农而工的梦想，是仿古玉器产业蔓延的背后动力。彭元连告诉本刊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邳州的玉雕业就开始向外进行人才输出，连云港(4.73,-0.16,-3.27%)和山东徐州下属的一个区，都有邳州人去办的玉雕厂。当时吸引人的招工条件都是转为城市户口。彭元连说自己当年也是以农工的身份进入邳州玉雕厂，就是想获得一个转为城市居民的身份，但直到最后集体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垮掉，他仍然没能完成“农转非”的跨越。

到如今，当地约有5万人在从事这个行业，但产业依然是以作坊式分散经营的方式存在。庞大的、并未找到致富之门的农民群体，仍然是这个行业低廉劳动力的充沛来源。在邳州形成了一系列制作仿古玉器的村落，并以乡土社会的熟人网络蔓延。彭元连说，自从他开始做玉雕之后，自己的妻子、妹妹，还有儿子，都从事了这一行业，他们整个家族，至少已经衍生出了7家玉雕作坊。

彭元连的工厂在李口村委会旁边的一条偏僻村道边。李口村是这里最初自发形成的市场，可以算是与安徽蚌埠大市场对接的本地市场。记者来到市场是星期四的下午，天气阴沉，鳞次栉比的玉器店面，约有一半店面大门紧闭，开着门的也人烟萧条。虽然产业已有30多年历史，但依然没有形成一条明晰的产业链条。这里的作坊主们，一边是制造商，一边也是业务员。因此玉器街道市场的时间分为两部分：周一到周三，是店面营业时间，等买主上门；后半周的时间则是到全国各地跑市场。他们大多在各地的古玩市场有一个便宜的摊位，据说行业协会的人估计，邳州约有5000～6000人的销售队伍。

对这些人来说，最近的生意可能是一个既微妙又尴尬的时刻。因为天价玉凳事件，名不见经传的底层制作基地邳州成为仿古玉器的知名产地，但对这个以“跑老件”为销售目标的人来说，邳州出的玉器被蒙上了赝品的阴影。

天价玉器风波

赵军(化名)也在外地跑货，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正在天津，短期内也不会回家。一方面是因为如今的市场行情不好，要为自己的玉雕产品找到合适的买家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传说中天价汉代玉器的制作者，他遭到了蜂拥而至的各路媒体的追访。这让他困惑又烦躁。他现在不接任何陌生的电话，也不轻易向人透露自己的行踪。

2011年初，被拍出2.2亿元天价的一套汉代梳妆台和凳子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但在2012年2月初，网络论坛上一个帖子称：这套天价玉器产自江苏邳州，是由当地一位赵姓老板在2010年历时一年多制作出的赝品。在此后记者的追访中，赵军和当地的玉器协会会长汪如棉都承认这一说法。他们还为这套玉器的流出补充了一些细节：先是以17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邳州“跑老件”的人，然后又以280万元价格倒手给了石家庄的买家。此后的玉凳再出现的故事就是故宫

的鉴定专家周南泉为玉器真假背书，认为这套玉器无论从玉质、颜色还是工艺、纹饰看都是汉代的东西，因此将该拍品取名为“汉代青黄玉龙凤纹梳妆台、坐凳(两件)”。最终，在中嘉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上，这套玉器定价为1.8亿元，最终拍出了2.2亿元。

在徐州当地正统的收藏界和学术界，这套玉器被认证为汉代遗存是个显而易见的笑话，是对当地悠久汉代历史的反讽。徐州玉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李维翰告诉本刊记者：“玉文化从来没有断过的，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而战国和两汉时期是玉器文化的一个高峰。汉玉是高古玉器和古代玉器的分界点，具有玉文化历史的里程碑意义，仅玉器品种就达到7300多种。”徐州和邳州地区则是两汉文化的重镇。1994到1995年发掘出的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了闻名全国的金缕玉衣等一大批珍贵玉器，使徐州博物馆有能力开辟出国内唯一的汉玉专题展室。作为徐州的一个卫星县，60多公里外的邳州也有大量的汉墓，当地农民是这些汉墓最早的发掘者。徐州师范学院副教授于盛庭对汉代历史颇有研究。他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去当地的汉墓群看过，一个一个深约3～5米的墓坑已被挖开，中间的小路像田埂一样细，走在上面都怕摔下去。当时能从当地农民手中收购到很便宜的汉代玉器，“一块白玉的出廓璧，只需不到3000元”。

这些学者自豪于徐州的悠久历史，他们觉得有义务维护汉文化的正统性。这也是他们对这套庞大的玉器被专家鉴定为汉代遗存愤怒的原因。他们认为，已经发掘出的汉代墓葬群，已经为汉代的服饰定下了标准。仅根据服饰来推断，汉代就没有凳子这类坐具。“因为古代人穿的是上下连体的深衣，里面只有遮不住屁股的经衣。这种坐姿极为不雅，即使在卧室里也不能这样做。汉代虽然有裤子，但为方便便溺，男女内裤都是开裆的。如果这是汉代的梳妆台，妇女要踞坐梳妆，岂不是要闹离婚的大乱子。”于盛庭对本刊记者说。

北京的收藏名家马未都也从这个角度对这套玉器的真假做出了判断：“我们的起居中席地坐转为垂足坐是在汉唐之际逐渐完成的。‘汉代玉凳’大大突破了历史框架，说假都说高了，这是完全臆造的一个东西。文物鉴定到目前为止并不科学，但也不是无规律可寻。文物鉴定为标型学，标准的存在极为重要，标准构成历史的框架，凡出了框架即可认定伪作。历史的框架说起来很虚，其实很实在。举例说明，手机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产物，凡冲出这一框架即是错误。这个框架今天谁都明白，但2000年以后的人可能除了专家谁都不明白这条线应画在哪里。”

因为资本的薄弱，邳州仿古玉器业的产品标准一直为市场左右，“市场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因此从未在生产阶段留下过什么行规。但邳州玉雕业最早的从业者也保持着对历史的敬畏感和认知底线。彭元连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了邳州的玉雕厂。他对本刊记者回忆，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玉雕产品都是通过外贸公司出口国外。“外贸公司的标准很严格，验货的人都是大学生，对古代玉器也懂。能通过检验的产品首先要料好，那个时候丢掉的料都比现在好。还要工艺精细，而且要符合玉器的朝代特征。”因此在邳州工艺美术品公司办玉雕厂时，他还专门请专家来给玉雕工人讲课，不同朝代马的骨节是什么样，画瓶、花草的样式又是什么。彭元连如今经营着自己的玉雕厂。虽然已经聘请大学生用电脑绘图，但在年轻的绘图员身后的玻璃柜台上，还堆放一些有关玉器的古籍，作为绘图时的指导。彭元连学历不高，但他家中的书柜中有一大摞关于中国古文化的书籍，《中国传世名画》、《中国人物鉴赏名画》、《百手图》……彭元连说，既然搞这一行，必须要了解哪个朝代发展成什么样，看到有关的书籍就都会买。这些书上有对历史细节的基本描述。甚至还必须要懂中国文字的发展史，所以他还买了甲骨文(微博)的图例画册。“现在的工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小孩，你要指导他，就必须有理论基础。”

市场的变化

彭元连进玉雕厂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每年买多少玉材，生产多少玉器，销售多少，都是按计划分配的。”彭元连对本刊记者回忆。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并不自由，他们作为亦农工，工人工资要和公家按照四六比例分成。给外贸公司供货时，也是每件玉器单独定价，接受外贸公司的品质检验。

彭元连在邳州玉雕厂就开始跑业务，到全国各地的外贸公司去签订定点。因此到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体系开始松动，他到李口村办社办玉雕厂时，以往跑业务的经验和人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个时候市场已经乱了，一些外贸公司的人自己出来做玉器出口，直接跟我们订货。我每年去深圳开订货会，慢慢和一些个体买主也建立了联系。”与外贸公司的高标准不同，个体买家对玉器的质量要求并不严苛。“经常是一大堆玉器，以平均价200～300元/件，全部拿走。”彭元连回忆。

市场渠道看起来更宽泛了，但彭元连觉得销售的压力却更大了。“玉器市场变化很快。有句老话是好三年，坏三年，不好不坏赖三年。而且各个买家要求的成品类型不同。我们做得比较谨慎，通常都是先联系好买家，知道他需要什么类型的玉器，有三分把握才做。如果这批玉器原来谈定的买家失信，就很难卖给别人。这货就砸在自己手上了。”彭元连家中的玉器收藏室里还保留着这一年代做的几个蓝色巴西石玉雕，都是热闹的群像：八仙过海，群仙拜寿。因为人物繁杂，雕刻也颇费功夫。“这是在深圳订货会上认识的一个海外的女买家。她就喜欢要这种人物群像的玉雕。我们给她供货两年。但到第三年订货会，她没有来，这批货就卖不掉了，存到今天，更不可能卖掉了。”彭元连说。

最近与邳州玉雕业发生联系的市场是安徽蚌埠。对蚌埠，邳州的玉雕人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邳州本地的老玉雕人对蚌埠的东西看不上眼，他们见识过好材料，对随着蚌埠市场的侵入而普遍使用的廉价岫玉颇有些轻视。他们评价说：蚌埠的东西都是孬货，而且没有名门正派的风范。“我们这里传统的仿古玉雕是很规矩的，产品就是四大件：瓶，扎件，圭璧，人物花鸟。按照古书上的造型，用老刀法，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玉材多的部分就切割掉。”李元对本刊记者说。但蚌埠的仿古玉器显然少了对传统规矩的尊重。“他们的做法是一块玉料多余的部分，他们就将就做出一些花纹，添加一些古代造型里没有的东西。”

蚌埠完全满足市场上那些想当然的新奇要求，邳州的老玉雕人们并不认可这种做法，但在市场上，他们又不得不倚靠它。虽然蚌埠在工艺水准上并不占优势，但因为更靠近温州、福建这些拥有大量民间资本的地方，它在生产链条上站到了邳州的上端。虽然邳州自己“跑老件”的有五六千人，被称为邳州仿古玉器的“业务员”，但这个庞大的销售队伍的活动范围并没能突破各地良莠不齐的民间古玩市场。邳州仿古玉器最主要的外销地点还是安徽蚌埠。

自由市场的发展对邳州玉雕业的另一个影响是，传统制作业被完全瓦解了。所有的集体企业和社办企业的技工，几乎都办起了自己的玉雕作坊。虽然市场有风险，但顺应市场各种稀奇古怪的要求，总还能有微薄的生存空间，而且更自由，不用再将薪水分一部分给公家。市场的发展瓦解掉了传统玉雕制造业，也瓦解掉了传统的制作规则，但却没有提供更好的产业出路。

彭元连家中和玉雕厂的院子里，堆放着各种库存的玉器，佛像、一人多高的玉石对瓶等，除了一部分是他想留做收藏的精品，更多的是因为市场渠道不畅，没能脱手的被迫库存。数量之多甚至让彭元连打算修一间玉雕博物馆。但彭元连能承受这么多库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库存来自社办企业时期，“企业不赚什么钱”，但是盈亏也不需要他个体来承担。自己办玉石作坊后，他曾经试着像为外贸公司供货那样，做了4年的好料，但因为寻找买家的通路不畅，4年都没赚钱。现在他的作坊也以加工岫玉为主。

年轻人

在邳州，玉雕业虽然声名远扬，但它并不算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李元说，邳州的主要产业是木业，还有银杏等种植业。玉雕业虽然历史不短，但一直没有行业发展的机会。大资本看不上这里，依靠产业的自身循环积累资金，也寥寥无几。只有年轻人的闯劲是这个行业能出现一点变数的可能。

彭元连曾经是这个行业的闯将。他最引以为自豪的经历是上世纪80年代，当邳州工艺美术品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恰逢玉器市场迎来了一波好行情。公司的一把手来到他家中，两个人掂量能不能把工艺美术品公司拆分成三家，其中一家办成玉雕厂。彭元连对本刊记者回忆说：“我说这事能干。一把手想先买两台机器试试，但我去订货的时候，一口气就要了10台。当时机器也是计划供应，没有那么多存货，最后给了我8台机器。3600元/台，在当时是笔巨款。”

在那个年代，彭元连以青年人的敏锐和胆量，抓住了市场对玉雕产量有大量需求的机会。20年之后，新一代的年轻人则需要顺应市场对玉雕品性新奇的需要。彭元连的家中还留存着一些仿古玉雕早期阶段的精品，尤其是客厅沙发边的两座商马，四蹄踏地，微昂着头，造型朴拙。材质用的是辽宁黄玉中的一种矿外料，也就是在河道边的玉石，虽然比不上河道中的黄玉珍贵，色泽也不是纯黄，而是泛青绿色，但在玉材紧缺的今天，也算是好玉石。

赵军做的汉代梳妆台和玉凳，却加入了新的技巧。赵军的师傅曾经在彭元连的玉雕厂里干过活，因此赵军属于邳州玉雕业的第三代从业者。李元告诉本刊记者，在进入这个行业以前，赵军曾经学过木匠。他做的那套汉代玉器是将所有部件分步做好，再用AB胶进行组装和粘合。这是木匠的常用工艺，不但省事，还可以解决现在玉石材料短缺的问题。

但在老一代的玉雕人看来，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不仅仅是技艺手法的更新，资本的冒险也在加码。首先是玉材的挑战。李元从2000年之后就放弃了玉雕，转做玉材生意，因为“制作行业太辛苦，管理工人费事，利润也薄”。而作为制作源头的玉材越来越紧俏，即便是便宜的青海玉，价格也比三四年前翻了约10倍。“以前100元/公斤的玉石，现在已经涨到1000元/公斤。”而赵军制作的玉凳，确实用的是好材料。“是辽宁新坑黄料，算近10年来最好的料，虽然是用组装的方式，但梳妆台和玉凳各个部件的基本尺寸都很大，梳妆台至少有45厘米高、55厘米宽，整套玉器光材料费都要近百万。这种大件玉器如果砸在手里，就要倾家荡产的。”李元对本刊记者说。

制作大件玉器的第二个挑战是技工。还留在邳州玉雕行业中的成熟技工并不多。因为入行门槛低，稍微成熟一点的工人，要不就自己开作坊当小老板，要不就被强大的外地资本挖走。李元说，近10年是玉器行业发展最快的10年，但广东、苏州等地借着雄厚的资本，成为现代玉器的高端制作基地，不仅垄断了好的玉材，还高薪挖走工人。“在广东，一个画盒子的工人，月薪可以达到几万元。”彭元连对本刊记者说。甚至新疆的玉矿主也加入了对技工的争夺。“新疆那边的玉矿主来这里招人，开的条件是一去就先给你10万元。”最后留在邳州玉雕行业的，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小孩。他们不如前几代玉雕工人能吃苦，对玉雕的技艺和文化更是知之甚少。“我们就是带着他们玩玩。”彭元连说。为了应对人才困境，他还去河南镇坪招人，那是另一个农民玉雕产业的重地。“一车拉回五六十人，真正能用的不到10个。”他还留着好几个被学徒们雕坏的玉器，本来一块还不错的黄玉，被学徒打磨时钻穿了。这些都是玉器作坊主要承担的损失。

所有的挑战归根结底还是资本。这个行业几乎得不到什么政府的支持。虽然从业者众多，但因为作坊式经营很小，一家每年的营业额能上百万元已经算是行业中的中上阶层。政府收不到多少税，也谈不上什么扶持。李元记得，邳州玉雕业多年来最大的资本动向就是修建了一座玉石城，容纳了400多家有正规柜台的商家。但这个项目也是浙江投资商本来为兴建木业城投资的，后来项目失败，才转为了玉器城。行业中各个作坊主的沉浮，还是依靠民间资源的自生自灭。有胆量的年轻人要想做大件玉器，最常见的资金来源就是高利贷，但如果一旦大件玉器不能迅速脱手，就会出现可怕的资金黑洞。“邳州城内因为无法还贷而跑路的年轻人已经有好几个了。”李元对本刊记者说。

因此，虽然所有人都说这套天价玉器是臆想的赝品，从传统玉文化角度看不具备价值，但赵军在资本上孤注一掷的勇气还是让同行们佩服。李维翰告诉本刊记者，仿古玉器分为精仿、高仿、仿做、一般仿(也包括臆造)，这套“天价汉代玉凳”算是最低等级的仿品。“现在市场上就需要稀奇古怪的东西。赵军胆子大，敢创新。”在采访中，这是当地业内同行接近一致的评价。

资本与丑闻

李元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有两个高峰：明清时期和战国两汉时期。但因为明清玉器离现代太近，仿古的意味已经不浓厚，战国和两汉成为仿古玉器最重要的阶段。而享有两汉文明中心的徐州及其附近地区已经出过好几起著名的仿古玉器丑闻。“曾经有一个汉代漆器七子奁盒，先是送到‘鉴宝’栏目，被鉴定为真的，随后就捐给了南京博物院。没想到天长日久，漆器开裂，露出里面的胎，发现是赝品，只好撤展。后来才知道是江苏溧阳一个姓徐的造家做的。”于盛庭对本刊记者说。

更著名的例子是“金缕玉衣骗贷案”。这件玉器珍品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是在2002年，商人谢根荣谎称自己手中也有一件金缕玉衣，并得到了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几位业内专家的信誉背书，为赝品金缕玉衣估价24亿元。谢根荣再用此向银行骗贷5.4亿元。

于盛庭对本刊记者说，古玩不应该进入现代金融领域。因为“古玩的变现能力很差，它不是必需品，市场变化很快，经常有行无市”。在邳州土产的丑闻爆出之前，天价汉代玉器的结局也是有行无市。据中嘉拍卖公司方面的人介绍，2010年1月9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古玉雅集》专场拍卖会上，经多次竞价，366号竞拍者最终以2.2亿元的价格拍得此物。但喊价2.2亿元的买家，最终并没有付款。买受人当时所缴纳的3万元保证金依然在拍卖公司，已作违约金处理。

但各种围绕古代玉器的谎言和骗局仍然层出不穷。李维翰说玉器已经成为一种媒介，以达到各种目的。作为玉雕专家，他也经常被各色人等辗转委托寻觅玉器――或者是一个价值2000万元的鼎，放在企业家的办公室里彰显气派和实力；或者是一件看起来20万元，但实际价值只有10万元的玉器，作为开发商打通关节时的礼品。仿古玉器只是丰盛到泛滥的资本物化的一种形式而已。于盛庭还记得曾经有一个浙江的公司，花2000万元购买天安门上国庆大典用过的宫灯，以彰显公司的实力，“但最后那公司倒闭了”。

当财富暴增并出现错位时，任何物品都可以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前提是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共同编造出一个好故事。邳州的仿古玉器业不过只是中国若干农民玉雕产业基地中一个，资本可以随时放弃这里，寻找到新故事的载体。但对邳州当地的玉雕人和这个产业来说，2.2亿元的天价玉凳事件，既是一个辉煌的地方传奇，也是一个遥远终端的庞大资本与前端弱小的制造业，形成的一个畸形产品，让这个本来就惨淡经营的产业，未来更加黯淡。作为当地玉雕界的元老级人物，李元已经完全退出了仿古玉器行业，转而经营现代玉器，他对仿古玉器行业前景比较悲观，甚至断言现在市场太乱，仿古玉器肯定会越来越衰落。“若干年后，人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玉雕历史时会说，现代玉器发展很好，很健康，但仿古玉器很烂，充斥假货。”李维翰对本刊记者说。